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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失败最新视觉报道_八月失败的主要原因(2024年12月全程跟踪)

内容来源：网络红人排行榜所属栏目：热点更新日期：2024-11-29

八月失败

井冈山的斗争：灵活策略与集中力量的智慧 𐟓– 读《井冈山的斗争》有感在井冈山经历了长达一年多的斗争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他们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 𐟌 文章背景这篇文章详细分析了湘赣边界割据以及八月失败的情况，总结出在敌方相对稳定和破裂的不同时期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建立中心区域坚实的基础的重要性。然后，他从军事问题、土地问题等方面分析了目前割据地区的现状。 𐟒ᠩ˜…读感悟随机应变：面对不同的情况，应该灵活运用不同的策略。在外部势力或情形改变时，也要及时调整自我，选用适合的应对方式。集中力量：在实力较为弱小时，面对难以完成的任务，应更加集中自身的力量攻其一点，集中火力以期攻克此突破口。学习亦是如此，有了切入点或许能更好的全面认识全盘，并深入学习。 ❤️ 深刻思维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伟人文章中所蕴含的深刻思维愈发地震撼。在那个烽火连天、动荡不安的年代，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封建社会余威中竟能够诞生如此的思想，由衷地钦佩，也有一些庆幸。庆幸的是我们国家已经走出了那一段辛酸的岁月，更庆幸如今我们可以借用伟人的力量，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前行。

刘真烈士：革命信仰的坚定守护者 𐟌𙊱927年11月，年轻的刘真，年仅22岁，被毛zhu xi选中担任永新县县委书记。他回到永新后，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坚定的信念，成功领导了永新县委的成立，并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刘真用他的行动，为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历史的波澜总是伴随着挫折。在“八月失败”后，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刘真因此受到了误解，被撤销了职务，甚至失去了特委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的工作。他的父亲因身份不明被游击队误杀，妻子更是被误认为“通敌”“策反”，遭到了自己同志的误杀。这些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但刘真并没有因此而倒下。 1929年7月，刘真受特委派遣前往南昌寻找江西省委并汇报工作。在返回途中，他在吉安城被敌人逮捕。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劝降，甚至用高官厚禄引诱，但都被他坚决拒绝。敌人对他用尽酷刑，挑断了他的脚筋、手筋，灌辣椒水，喝煤油，甚至挖掉了他的双眼。但无论遭受怎样的折磨，刘真始终没有背叛组织。 1929年9月，刘真在南昌市下沙窝英勇就义，年仅23岁。刘真烈士以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为革命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事迹和精神令人敬仰和感动，值得永远铭记和缅怀。

【1928年湘南失败，有人怪陈毅，主席说：陈老总不负责任！】 1928年8月，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28团和29团南下茶陵，结果，路上29团要求打回老家，打下郴州后遭到敌军反扑，第29团被打散，红四军四个团，损失了四分之一，史称“八月失败”或者“湘南失败”。对于“八月失败”的责任，后来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陈毅当时是军委书记，要负主要责任。但是，被毛主席两次否定了。对此，亲历者江华说： “原来认为‘八月失败’应该由陈毅负责，当时他是军委书记嘛！但在1958年南宁会议前夕，我们几个人把井冈山‘八月失败’的情况与主席凑了凑，毛主席讲：陈毅有个检讨，事先写了信给我，事后也写了信给我，不能怪他。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也有责任，那是龚楚。” 还一位当事人何长工也说：”八月湘南失败，我们对此要负一定责任，但主要是湖南省委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没有克服29团的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同志说：他负责；总司令说：他负责；我也说：我应当负一部分责任。主席说：这个责任应该由湖南省委来负，你们大家也负不了。” 毛泽东两次讲话，把这段史实说清楚了，分清了责任。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和《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凝聚在毛泽东旗帜下》（一套）记述了此事的前后经过以及湖南省委的责任，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销量已过百万册，为读者喜爱的红色历史畅销书。该书已出现盗版，友情推荐正版低价购书点开链接→网页链接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红四军参谋长兼主力28团团长王尔琢为何没被评为共和国军事家？相信很多人都有此疑问。卢德铭，黄埔二期精英，北伐功臣，秋收起义总指挥，唯一正规武装领袖。他力挺毛泽东井冈游击之策，虽未获广泛理解，却至关重要。然而，萍乡芦溪一战，卢德铭英勇牺牲，军事生涯仅14日，遗憾未能充分展现指挥才华。王尔琢，黄埔一期骄子，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参与者，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号首长。他协助指挥多场战斗，屡建奇功，却因“八月失败”及治军不严之责，未获军事家之誉。其军事生涯虽较卢长，但仍缺大规模战役指挥经验及显著战绩。两人未获殊荣，或因军事生涯短暂，缺乏重要战役指挥经验及显著战绩，对军队发展贡献有限。然而，这丝毫不减其对中国革命之伟大贡献。卢德铭之坚定支持，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王尔琢之英勇善战，助力红军屡创佳绩。他们虽未获军事家之名，却永载中国革命史册，为后人敬仰。

红军时期，我军五大败仗一、南昌起义部队三河坝兵败 1927年南昌起义后，部队按照计划南下广东，打算到广州港口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 1927年10月1日，部队到达广东省梅州市三河坝。朱德率领部分部队阻击敌人，主力继续南下。朱德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10月4日却传来主力南下失败消息。朱德收拢溃散部队，并设法保留部队，最后只剩下了800多人。朱德、陈毅带领这800多人，最终上了井冈山。二、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八月失败。 1928年8月，在特派员刘安恭指示下，朱德、陈毅带领红4军28团、29团下山作战。红4军攻打下湘南郴州，29团官兵大都是宜章农民，私自决定回家，部队溃散。 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红4军参谋长王尔琢被袁崇全暗害，也遭受了损失。毛委员率领红31团下山接应，红4军只剩下28团和31团，遭受重大损失。三、红三军团赣州战役遭到重大失败。 1932年，临时中央博古、李德要求进攻城市，夺取赣州。 1932年1月至2月，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等部队进攻赣州。#历史# 这一仗，红军伤亡了3000多人，三位师级干部牺牲，最终不得不撤退。四、广昌保卫战惨遭大败。第五次反围剿，在临时中央博古、李德指挥下执行阵地战，同敌人硬拼。 1934年4月，江西省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惨重，损失5000人以上。广昌等大片根据地失守，中央革命根据地南大门被敌人占领。五、中央红军湘江血战失败。 1934年10月，博古李德指挥下，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博古李德指挥下，红军带着大量辎重，行动迟缓，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已经损失很大。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过湘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控制科湘江，但中央纵队行动迟缓，导致敌人追堵。后卫部队损失惨重，红34师全部牺牲。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

1928年，毛主席先后写了两篇著名的文章，分别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文章在国内外太有名了，因为其中包含了毛泽东哲学的智慧，即使到现在读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细心的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毛主席的两篇大作中，却着重提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杜修经、一个叫杨开明，毛主席在文章中先后5次点名批评杜修经，三次批评杨开明。结合历史可知，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弟，毛主席作为兄长，自然可以对自己的弟弟进行耳提面命，但是这个杜修经是什么人？为什么毛主席对其5次点名批评？其实这件事情牵扯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和著名的八月失败。说起来如今年轻人都非常了解井冈山，因为这是当年毛主席开创历史的第一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无数年轻人心目中的圣地，地位能和瑞金、延安相提并论。当年毛主席在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了井冈山，后来又遇到朱德，两人在井冈山站稳脚跟，而且还开辟了根据地新模式，搞得有声有色。但是由于革命形势不明朗，中央高层和地方领导人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也有些迷茫。因此，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中共湖南省委就开始调度井冈山，在1928年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派专员来到井冈山，指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只留下200条枪给当地，然后去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地区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专员就是杜经修、杨开明两人。杜经修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任命为醴陵县县委书记。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来到安源，成为安源的负责人。后来朱毛红军会师，湖南省委和中央非常关心这支部队，于是就派杜经修作为全权代表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晤。但当时井冈山是龙潭虎穴，杜经修先后两次被派往井冈山，结果都因敌人的阻隔而未能成功，杜经修本人还差点丢性命。直到第三次，他才突破层层阻碍，来到毛主席身边。后续毛主席与他进行深入交谈，然而当杜经修展示湖南省委的指示后，毛主席也犯了难。毛主席明确表态：当时敌强我弱，出击的时机不成熟，希望湖南省委能够重新考虑。从诸多记载来看，杜经修其实对毛主席还是很欣赏，但那个年代的党员非常纯粹，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因此毛主席的劝说被认为是对上级命令的阳奉阴违，还是坚持上级指示。在这一背景下，井冈山遭到敌人进攻，朱德率领部队出击，在取得胜利后，突然红29团借口遵循湖南省委的命令，居然瞒着军委和上级军官私自脱离大部队。当时陈毅紧急出面进行劝阻，可惜在扩大会议上，杜经修坚持服从命令，还是让29团出兵湘南。再后来，杜经修又犯下左倾冒进错误，逼迫朱德发起对郴州的进攻，遭到敌人的夹击，我军损失惨重，红29团原本1000余人的部队，突围出来的时候就只剩下了200人，红29团就此消失。然而祸不单行，就在红军主力兵败湘南时，敌人趁机发起了对井冈山的进攻，我军不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逐渐沦丧。这就是著名的八月失败。毫无疑问，八月失败，让毛主席猝不及防，也让毛主席痛心疾首。前线主力严重受损，后方家也没了，毛主席不得不带着部队离开井冈山。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主席写下开篇的两篇著作。因为这次损失太惨重了，毛主席这在文章中多次点名批评杜经修和杨开明两人。客观来说，杜经修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的苛责他，因为回看当年的历史，包括毛主席在内，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都经历了不少挫折。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党能够取得胜利并且代表最先进的方向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党干部总是能够在挫折中站起身吸取经验教训，然后开创更好的未来。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毛主席经过井冈山的失败，创建了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经历湘江惨败，又建立起延安革命圣地。此外，杜经修在后来的经历也是比较坎坷的，不过他虽然犯下一些错误，但都在风雨中证实了对党的忠诚。在八月失败后，杜经修戴罪立功组建湘南特委，担任特委书记。之后又去上海，期间给中央写了报告，如实的反映自己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后来发生了不少变故，杜经修也曾经失去和党的联系，但他又自主加入左联，组建抗日救国会。 1937年又来到江西，帮助收编整训新四军。因为其表现优异，1938年他又在徐特立的介绍下重新加入共产党。在抗战后期，他因为动乱失去和党组织的联系，从1947年开始，他不得不回到家乡从事教育事业，直到家乡解放。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慈利县的副县长，还当过长沙的省委观察员以及常德师专的副校长。1985年，他又再次提出入党申请，最终被通过，此后就一直专心于教育和写书。直到2007年11月，他在湖南常德去世，享年101岁。参考文献：《杜经修、杨开明——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人》、《杜经修四上井冈山秘闻》

一、南昌起义部队三河坝兵败 1927年南昌起义后，部队按照计划南下广东，打算到广州港口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 1927年10月1日，部队到达广东省梅州市三河坝。朱德率领部分部队阻击敌人，主力继续南下。朱德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10月4日却传来主力南下失败消息。#历史# 朱德收拢溃散部队，并设法保留部队，最后只剩下了800多人。朱德、陈毅带领这800多人，最终上了井冈山。二、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八月失败。 1928年8月，在特派员刘安恭指示下，朱德、陈毅带领红4军28团、29团下山作战。红4军攻打下湘南郴州，29团官兵大都是宜章农民，私自决定回家，部队溃散。 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红4军参谋长王尔琢被袁崇全暗害，也遭受了损失。毛委员率领红31团下山接应，红4军只剩下28团和31团，遭受重大损失。三、红三军团赣州战役遭到重大失败。 1932年，临时中央博古、李德要求进攻城市，夺取赣州。 1932年1月至2月，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等部队进攻赣州。这一仗，红军伤亡了3000多人，三位师级干部牺牲，最终不得不撤退。四、广昌保卫战惨遭大败。第五次反围剿，在临时中央博古、李德指挥下执行阵地战，同敌人硬拼。 1934年4月，江西省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惨重，损失5000人以上。广昌等大片根据地失守，中央革命根据地南大门被敌人占领。五、中央红军湘江血战失败。 1934年10月，博古李德指挥下，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博古李德指挥下，红军带着大量辎重，行动迟缓，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已经损失很大。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过湘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控制科湘江，但中央纵队行动迟缓，导致敌人追堵。后卫部队损失惨重，红34师全部牺牲。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

毛泽东：力量弱小时如何做大做强？力量弱小时如何做大做强？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奋斗历程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示范。毛泽东在井冈山起步时的力量弱小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当时他手里掌握的军事力量就是三湾改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以及由袁文才、王佐部改编而成的第2团，两个团的兵力合起来只有1000多人。力量这么弱小的毛泽东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呢？答案只有4个字——事在人为！第一个事在人为：积极主动创造条件促成“朱毛会师”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过三湾改编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难探索。在此期间，他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和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的具体下落。上了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去跟湖南省委和衡阳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到底在哪里，努力争取与他们取得联系。何长工接受任务后，曾经先后两次下山联系，并且三次见到了朱德和陈毅等人。何长工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于1927年12月中旬辗转到了广州，接着又在群众的掩护下抵达韶关。他在澡堂洗澡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了朱德在犁铺头的消息。何长工连夜赶往犁铺头，终于见到了朱德和陈毅等人。他向朱德报告了来意，然后又将朱德也正要找毛泽东，且已经派毛泽覃去井冈山联系和将要举行湘南暴动的消息，在1928年1月上旬带回了井冈山。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于1928年3月上旬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上山，一路由何长工率领，一路由他亲自率领。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其实很艰难，被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连续派来的代表周鲁和杜修经等人指责为“右”了，没有执行大烧大杀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但毛泽东并没有受这些影响。赶到桂东后得知朱德已经率领湘南暴动的部队离开，毛泽东就决定原路返回，也为朱德的部队断后掩护。4月26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进山来到砻市。得知朱德已经上山，两天后，毛泽东率领部队赶回砻市。4月28日，朱毛率领的两支历尽艰难的革命队伍终于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会师后，两支革命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6个团。兵力从原来的10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大为增强。12月，又接到了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他们上了井冈山后，红军发展到了10000多人。主动联络朱德和彭德怀等革命力量，在较短时间内汇聚成革命合力，这是力量弱小时的毛泽东做大做强的第一个事在人为。第二个事在人为：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引导干部战士和群众当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连续派来的代表周鲁和杜修经等人指责毛泽东没有执行大烧大杀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不论毛泽东怎样耐心的做说服工作，他们两人就是不予理睬。毛泽东率领部队下山迎接朱德的路上，一些受“左”倾盲动思想影响严重的同志连烧了几把大火。部队原路返回时，看到了自己烧掉的地方只剩一片断壁余烬，大家都很难过。毛泽东趁机教育大家，他说，我们比兔子还蠢，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却把自己的窝都给烧掉了！那些有“左”倾盲动思想的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以身作则，处处身体力行示范并培养了井冈山革命精神。他自从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后，就和普通战士穿着一样的，身背斗笠，脚穿草鞋。冬天也只穿2件单衣，睡的是硬板床，铺的是稻草，盖的是薄薄的线毯。井冈山长期被反动派封锁，连灯油都非常稀缺。当时规定，连以上单位晚上办公，一盏油灯可以用3根灯芯，部队查哨用1根灯芯。按照规定，毛泽东晚上工作是可以用3根灯芯的，但他坚持只用1根灯芯。就是在1根灯芯的小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伟大著作。毛泽东白天忙着指挥战斗，晚上经常彻夜工作，冬天天寒，就披上毯子工作。平日里，他吃的也只是红米饭、南瓜汤和野菜。一次和战士们一起吃野菜时，他告诉战士们，野菜虽然苦，但有政治营养，吃了以后我们干革命就不怕苦了。在井冈山时条件非常艰苦，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解决粮食问题，毛泽东也和战士们一样，穿着草鞋往返100多里去宁冈挑粮。一次，毛泽东和挑粮战士一起在黄洋界树下休息的时候，他告诉战士们，我们挑粮上山就是为了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战士们深受鼓舞和教育。一次，茅坪的群众抓到一条狗鱼送给毛泽东，狗鱼是淡水鱼中生性最粗暴的肉食鱼，毛泽东问大家，它吃什么，怎么长得这么大？群众说，它专吃鱼虾。毛泽东笑着说，原来，它是鱼中的恶霸，是吃鱼的鱼，就像土豪劣绅是吃人的人一样，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人间的狗鱼！毛泽东的话幽默风趣又非常生动，群众的革命斗志大受鼓舞。毛泽东总是这样，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引导干部战士和群众，大家的思想和精神都高度凝聚在毛泽东周围，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亲身示范和亲手培育井冈山革命精神，有他这样伟大的榜样，井冈山的军民团结一心，无坚不摧。这是力量弱小时的毛泽东做大做强的第二个事在人为。第三个事在人为：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保卫巩固根据地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始终虎视眈眈，1928年8月下旬，敌人趁红四军主力还在湖南，以4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会剿”，井冈山军民由此打响了黄洋界保卫战。黄洋界哨口与其他四大哨口一起构成了井冈山的全面防御系统，其他4个哨口都有王佐部队和赤卫队警戒，各个哨口都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每一个工事里，可以容一班至两班散兵，互为犄角。 8月30日，云雾一散开，敌人就开始发动进攻。敌人虽然有一个师的兵力，但受地形所限，他们的火力无法展开。等到敌人接近红军的有效射程范围，就遭到了红军的痛打，红军还用28团留下的一门迫击炮发射了3发炮弹。敌人听到了炮响，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回到了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趁着夜间云雾弥漫红军无法下山追击时逃之夭夭。这一仗，敌人进入被红军坚壁清野的宁冈，没吃没喝又没有向导，侦察兵和哨兵又被红军干掉了，“眼瞎耳聋”的敌人怎么可能打得赢？ 1928年10月初，毛泽东通过收集的报纸了解到的信息，认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不稳定的，因为他们内部的新、旧军阀之间有着许多不能克服的矛盾，他们都在忙着争权夺利，而且他们的争斗越来越厉害。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他预估将要爆发蒋桂战争，第二年春，果然爆发了蒋桂战争。毛泽东又认为军阀混战爆发之前，敌人一定会对井冈山发动新的围剿，因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已经对他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他们在混战之前，一定要先解除井冈山对他们的威胁。基于这种分析，确定了湘赣边界特委的中心任务，就是准备打破敌人的会剿和“围剿”，保卫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于是井冈山军民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开始着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经历了“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和朱德率领部队迅速开展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三战连捷，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二次“会剿”。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从理论上完整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思想。使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得到巩固和壮大，到1929年2月，井冈山的红军已经从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的1000人发展到了1万多人，力量弱小的毛泽东就这样一步步做大做强了。这是力量弱小时的毛泽东做大做强的第三个事在人为。

彭德怀为何要剪除毛主席的两员爱将？实乃事出有因，来看事件原委彭德怀自从领导平江起义以来，一直处于孤军作战、流动作战的状态，得不到来自中央的直接指导，对于红5军的发展方向，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决策上，往往是瞻前顾后，举棋不定。直到1929年年底，中共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来到了红5军，这才感觉有了主心骨，干劲也就更足了。 1930年的旧历新年刚过，红4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5、6军的军委联席会议在吉安陂头召开，彭德怀虽因赣江涨水未能前去参加，仍被选为总前委委员和候补常委，从此进入了主力红军的决策领导层，有了很大的决策领导权。这骤然而至的决策领导权，使他在不够冷静的情况下，做了一件错事：错杀了“井冈双雄”——袁文才和王佐。王佐、袁文才的祖辈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而从北方迁移到井冈山的，即他们二人即属于客籍的“客家人”的代表，而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人即是土籍的“土著居民”的代表。由于“土著居民”是祖祖辈辈都在井冈山地区土生土长的，早早就占据了良田沃土，后来的“客家人”就只能靠租种“土著居民”的土地为生。长此以往，“土著居民”和“客家人”之间的矛盾不断。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应该是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土著居民”和“客家人”的穷苦人民联手共同对付“土著居民”和“客家人”中地主豪绅的斗争。但是，数百年来的“土、客籍之争”，使得同为穷苦人民的“土著居民”和“客家人”之间心存芥蒂，纷争不息。举个例子。 1927年底，宁冈县农民协会在打“打土豪”时，重拳出击，一下子就镇压了8个地主豪绅。此举，原本是一件对穷苦人民来说，乃是皆大欢喜的大好事。但是，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人突然发现，被镇压的8个地主豪绅中，土籍的占了6个，客籍仅有2个。这就有问题了。补充一下，当时革命队伍的现状是：“土籍的党，客籍的枪。” 即领导权虽然掌握在土籍的手里，但行动权却在客籍。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人有理由怀疑，这是王佐、袁文才等人在以公报私，有意打击土籍势力，抬高客籍势力。那么，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人有没有误判王佐、袁文才等人呢？还真没有。王佐、袁文才等人在“打土豪”过程中就喜欢选择土籍的地主豪绅下手。 1928年6月下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带着省委对边界红军的错误决定来到了井冈山，造成了“八月失败”。当时，王佐就趁乱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引发了土籍人约6000多人的逃亡事件。还有，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成立了宁冈县政府，王佐、袁文才等人为了改变“土籍的党”的现状，鼓噪说“不能把客籍打下的江山交给土籍坐”，反对由土籍党员担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力主由客籍党员担任。土籍党员当然不肯相让。两派相争，筋疲力尽，且大伤和气，最后，彼此妥协，采取了轮岗方式。说好了，先由土籍党员担任，再由客籍党员担任，轮流交换，互不相欠。但，论政治手段，还是土籍这边强一些。土籍出身的第一任主席文根宗任期结束了，该轮到客籍出身的甘金皇登场了。土籍占多数的党委会耍起了政治手段，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百般阻挠。袁文才一怒之下，就在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集中开会时，当众缴了县委书记龙超清所佩带的新手枪，还纵火焚烧土籍子弟读书的大型学堂巽峰书院…… 毛主席到了井冈山后，为了化解两派间的矛盾，专门在步云山开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就土、客籍之间的问题进行思想教育。但是革命形势严峻，1928年底，老蒋召集了湘粤赣三个省的反动军，搞了个“三省会剿”，对井冈山实施“会剿”。毛主席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了历史上著名“柏露会议”，做出了分兵部署——由红5军守山，红4军到外围打游击。 “柏露会议”其实还有另一项内容——传达“六大”精神。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里，里面有“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的内容。毛主席巧妙地避开了袁文才、王佐等人，另外召集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征询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彭德怀对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不熟悉，没有表态。龙超清和王怀等人轰然叫好，都主张除掉袁文才、王佐。朱德坚决不同意，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我们不能做出那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陈毅也说：“我们前些日子还颁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我们红军，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毛主席早已视袁文才、王佐为自己的心腹爱将，就顺水推舟地说：“袁文才、王佐是革命功臣，他们的问题，我们要另外对待，以后由我向中央报告清楚好了。” 为了保护袁文才和王佐，毛主席有意把他们分开，让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跟随自己一起远征赣南，并让土、客两派都服气和敬重的宛希先在井冈山，随时协调王佐与龙超清等人的矛盾。但是，袁文才在远征赣南的过程中，无意中在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看到了“六大”的文件，心存疑虑，做了“逃兵”，偷溜回了井冈山，埋下了祸患。如此一来，袁文才和王佐之死就有些难以避免了。袁文才其实是个有妻室和子女的人，但他身上有浓重的绿林好汉的习气，曾和土籍出身的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为争夺一个名叫陈白英的女人结下了梁子。谢希安得知袁文才做了“逃兵”，便翻蹄亮掌地从新城直往边界特委所在地砻市邓乾元报告了这一消息。邓乾元是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有很大的话语权。打安福，彭德怀原本是不同意的，但由于邓乾元的坚持，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损兵折将，打碎牙齿只能往肚里咽。邓乾元听了谢希安的小报告，先给了袁文才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然后向中央递交了一份长达1．2万字的《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综合报告》，里面危言耸听地说：“党内土客籍斗争至今无法消灭，这是宁冈党前途的最大危险”，提出要坚决除掉袁、王二人。袁文才不满给予自己“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远离湘赣边界特委，和王佐搞在一处，独行专断，另行其事。他们为了解决井冈山枪支弹药短缺的问题，设计绑架了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韶，每天好酒好肉地养着，拟以此来控制罗克韶那个可以制造小型步枪、子弹和手榴弹的兵工厂。不用说，另行其事的袁文才和王佐并没有按组织程序把这个行动预案向上报告，甚至连招呼都不跟特委打一个，其性质是非常严重的。谢希安和朱昌偕因此一口咬定袁文才、王佐是与反革命头子罗克韶相勾结，危害边界革命事业，又跑去向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潘心元做了报告。潘心元是在1929年年底来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的，他听了谢希安和朱昌偕的小报告，于1930年1月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还是那句话：“土籍的党，客籍的枪。” 这时候红4军还在闽西，能对付袁文才、王佐的，只能是红5军了。在这个背景下，彭德怀被潘心元推上了前台。彭德怀与袁文才接触不多，但当日留守井冈山，曾和王佐并肩作战，对王佐的印象很好，觉得其人作战勇猛，对革命忠诚，便疑惑万分地对朱昌偕说：“情况不应该发展到兵刃相见的地步吧？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领特务营和5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事事争先，表现并不坏，怎么变化得这么快呢？” “这……”朱昌偕吱吱唔唔地说：“这应该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 彭德怀将信将疑，但鉴于事态严重、紧急，还是按湘赣边特委和中央巡视员潘心元的要求，召开了红5军军委临时会议，派张纯清率四纵赶往永新，稳住局面。他再三嘱咐张纯清，兹事体大，不要轻举妄动，一切都要等弄清事情原委后，再视情况而定处置的办法。可是，四纵队开往永新县城，致使城内军心大乱。王佐心浮气躁，率部队从城内向桥上冲出，不幸被挤落桥下，溺水身亡。袁文才则在住处被特委朱昌偕领人杀死。毛主席惊闻袁文才、王佐被害，连连顿足，悲愤莫名地大呼“不该杀袁文才和王佐”。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每想到袁文才和王佐，都叹惜说“被错杀了”。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笔记》中也诚恳地写： “假如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开国中将欧阳毅回忆惨痛的“八月失败”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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