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莹 牛子牛｜​当代资本秩序中，劳动者的主体性为什么反而成了新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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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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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牛子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原标题为《主体性过剩：当代新资本形态的结构性特征》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在劳动过程方面最突出地表现为劳动者主体性的空前凸显。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通过“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生产”等概念，将当代生产活动的特征把握为“用主体生产主体”，其意图正是反映这一特殊现实。当代劳动者在极富弹性和流动性的劳动市场中灵活流转，其作为“自由的市场主体”的自我认同空前加强；劳动者的主体性能力（认知能力、情感能力、交际能力和广义的创造能力等）也越发成为资本所占有的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劳动者不仅将自身视为“自在”的主体，也将自身视为“自为”的主体；也就是说，劳动者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抽象劳动时间的提供者，还是能够自行倍增的“人力资本”，即一种像资本一样不断“投资”自身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实现“自我增殖”的主体。

但是，劳动者的此种“重新主体化”的进程，并没有缓和阶级分化的趋势，也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力量。相反，当代西方国家阶级不平等的状况反而日益加剧，劳动者不仅经历了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即“劳动强化”过程，还被迫承担起更多的成本、风险和欲望。这表明，劳动者的主体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未必符合人的需要和能力的良性发展轨迹，也未必总能“辩证地”服务于“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这种主体性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抑和否定的对象，更是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系统性组件，它的发展同样有可能导致人的受支配境况的加深。对这一当代现实的把握，要求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阐释进行反思，将雇佣劳动者不仅把握为客体，而且把握为主体，从而深入资本主义的各种新形态、新变化当中，追问造成这一现象的当代资本主义秩序的结构性特征。

按照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解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异化统治的一个主要维度就是资本和人之间的“主客颠倒”：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往往处在“客体”地位，受到资本所施加的强制性权力的胁迫，而资本则篡夺了人的主体位置，表现为行使强制性权力的“主体”。自卢卡奇以来，这种观点就成为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习惯性阐释：“活劳动”作为劳动的“纯粹主体的存在”，在雇佣劳动中陷入“物化”状态，遭到作为“对象化劳动”或“死劳动”的资本的统治和压抑；而劳动者自身主体性的恢复、解放和发展，标志着对这种“物化”处境的反抗，因此既是实现劳动者解放的手段，也是这种解放的目标。这种阐释有时也会得到马克思本人的佐证。例如，“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等等。

但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表现出的情况与上述理论预设有所不同。在马克思关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经典表述中，工人还带有客体性的色彩，而在当代的雇佣劳动当中，劳动者则显现出清晰的主体性维度，即劳动者首先不是表现为一个受强迫的客体，而是表现为一个能决策的主体。当代劳动过程中清晰可见的“劳动强化”现象，并非源于某个“主人”的外在强迫，而是更多地源于劳动者内部的过度竞争，即作为主体的劳动者之间彼此叠加的内生动机。因此，如果要把握当代劳动过程的特殊性，尤其需要将雇佣劳动者理解为主体，而不仅仅是客体。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将当代劳动者的生存困境归咎于劳动者自身，更不是说这种处境有助于劳动者实现自我解放。恰恰相反，劳动过程的此种“主体化”，标志着劳动者的主体性本身已经成为资本施加于劳动的强制性权力的一个有机环节。这种强制性权力不再表现为监工等暴力机关，或者机器体系对劳动者的身体的物理强制，而是表现为一系列制度条件，它们将劳动者的主体性建构为特定的形式，使之与资本增殖运动的需要相一致。以劳动者之间的过度竞争为例，为在竞争中获得优胜地位，劳动者总需付出“超额劳动”，其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就是“剩余劳动”；劳动者的内部竞争，让“剩余劳动”像资本增殖一样进入无止境的“扩大再生产”。换言之，用“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意志已然被内化于劳动者的主体性本身。

因此，如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主体性形式的特点，在于它能够“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以至于实现“互相剥削”。尽管“自我剥削”这一术语乍看之下是自相矛盾的，但正是这种“矛盾修辞法”切中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现象的特殊性：在剥削关系中，难以忍受的并不只是“剩余价值”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更是劳动者必须逼迫自己将“过量价值（Mehrwert）”生产出来这一事实本身，是劳动者必须将资本的欲望当作自身的欲望承担在自己身上，变得像资本一样锱铢必较、分秒必争、“多多益善”（the more the better）的处境。如马克思所说，“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在充斥着此种主体性形式的当代生产活动中，问题并不在于劳动者的主体性遭到了否定，或者劳动者难以成为主体的挫败感，而在于主体性与肯定性的“过度”（excess），以及这种过度带来的“倦怠感”（burnout）。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破除将劳动者的“主体性”一般地等同于劳动者的“解放”的神话，转而把握两种不同的“主体性”之间的对立：一种是能够承担劳动者的解放与发展的主体性；另一种则是已然“资本化”的、服务于资本关系的再生产的主体性。

当代雇佣劳动者的此种特质，笔者将其称为“主体性过剩”。这种现象不是人的天然本性或历史的天然规律的结果，而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如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所说，如果条件适宜，那么人并不总是愿意加强努力以满足欲望，而是“自发地倾向于限制他们的需要，以便能够限制自身的努力”，并且有能力为这一目的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制度设计。现代早期的行会制度，为此提供了生动的例证：“生产者能够通过同业公会、合作社和工匠联合会的形式，设定每一种产品的价格，尤其是规定可允许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众所周知，这些在18世纪之前都是受到细致的管制的。对于价格和技术的共识，不仅构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对于竞争的自我限制，它还包括对于利润的可能性的自我限制，以及对于需要的自我限制。”可见，如果人确实具有某种“本性”或者“先天的”主体性的话，那么这种主体性也不是“过剩”的，而是自我节制的。相对地，如果“主体性过剩”的现象在某一时期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大规模地传播和复制，那么其原因也不会是人的“利己的”“竞争的”或“攀比的”本性。相反，只有在某种非常特殊的社会关系形式之下，资本增殖的无止境的欲望才会被注入人的主体性之中。

因此，使得“主体性过剩”的现象得以可能的条件，需要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特殊结构中去寻找。实际上，导向当代的“劳动强化”现象的那些趋势，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才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例如，按照日本学者森冈孝二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呈递减态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普遍延长。

如果之前的劳动时间递减趋势能够保持下去，那么凯恩斯的著名预言将很有可能实现：“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指人类——引者注 ）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然而，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被突然逆转了。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人的全年工作时间增加了163个小时”。在这种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是战后的劳动时间递减趋势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发生逆转的结果，是专属于当代世界的一种历史性现象。

从这种观点看来，如果我们要说明今天的“主体性过剩”现象的制度基础，就要首先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没有让劳动变得更加清闲愉快，反而让劳动变得更加繁重痛苦？为什么生产力的进步没有节约劳动时间，反而延长了劳动时间，让人不得不更努力地劳动？对于这一问题的反思，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意识，该问题的形成源于对19世纪欧洲的相似反常现象的洞察。

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导的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剩余价值，后者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对象化表征，其唯一的构成要素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资本若要维持阶级统治和剩余价值的剥削，就必须保证绝大部分人口是雇佣劳动者、用绝大部分时间从事雇佣劳动。在这种意义上，雇佣劳动并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物质财富的方式，而是如普殊同所说，是一种“社会统治”形式。在这种社会统治形式中，“生产力”或大机器的作用不是在“物质生产”中节省劳动，而是在“价值生产”中提高剥削率和延长劳动时间。即使在某一个产业部门中，机器取代了绝大部分的人类劳动，甚至造成了固定资本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也有能力采取各种调整措施、开辟新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让被游离出来的劳动人口重新投入雇佣劳动之中，将雇佣劳动的主体再生产出来。因此，只要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居于统治地位，资本积累的相对过剩同雇佣劳动的狭隘形式之间的矛盾就总会存在，生产力的进步就不会自发地转化为劳动时间的普遍缩短。若非资本过剩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首先“炸开”了资本这一社会关系形式，生产力的提高就不会带来劳动的节约，而只会带来人口的相对过剩、劳动竞争的加剧以及劳动的强化。

尽管当代现实同19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马克思带给我们的一个基本教益仍然是有效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历史性变化，取决于资本创造过剩生产力的倾向同雇佣劳动这一特定的“社会统治”形式之间的动态矛盾，以及调节这一矛盾的社会制度。全球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结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这一判断。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体制、“阶级妥协”和“福特制”生产方式，共同促成了劳动时间的下降趋势，那么全球资本主义为了应对“福特制”的危机而发生的转型，则是重新造成“劳动强化”并导致“主体性过剩”的原因。

福特制

按照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福特制”积累体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固定资本的持续积累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阶级妥协”和福利国家背景下工资的稳步提高、工薪阶层的大众消费活动等。其中，生产率的提高抵消了资本有机构成上升造成的利润率下降，工资的上涨抵消了生产率提高造成的产品增加；其结果是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实现了利润和工资的同步上涨，让劳动者在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的同时，有可能逐渐缩短劳动时间。然而，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到来，表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再次发生了不可逆的激化：随着生产率提高的潜能逐渐耗尽，资本积累过剩、投资机会稀少的问题越发暴露出来，利润率也随之开始下降；在高昂的工资成本维持不变的状况下，资产阶级的利润收入显著减少。为了应对危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包括“新自由主义”“后福特制”“金融化”“全球化”，等等，其功能是在更激烈的内在紧张之中，用更严酷的方式实现雇佣劳动主体的再生产，以牺牲基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提升利润率。

在这一时期，资本重建权力的方式不是加强管制，而是放宽管制；不是禁止和强迫，而是“允许”和“鼓励”，是取消或削弱对于“过度竞争”的一切“叫停”机制，让人尽量地去“成为主体”。如拉扎拉托所说，“资本家需要找到一种直接的方法来建立对主体性本身的支配……西方社会的新口号是我们都应‘成为主体’”。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扩大和各种经济管制的解除，迫使更多的劳动者不得不在无保障的条件下，彼此竞争更少的社会财富。劳动者的内部竞争和“自我驱动”，代替资本承担了社会控制的成本。正是这一转型过程，逆转了劳动时间递减的历史趋势，为当代劳动过程的变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基础。笔者曾在另一场合，将这一时期发展出来的生产组织形式、技术运用方式、商业模式、产品和劳动形态等统称为当代的“新资本形态”。在这种意义上，“主体性过剩”的现象也是当代“新资本形态”的极致化发展的产物。

如果我们按照前文的界定，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过程的特点界定为劳动者的“主体性过剩”，并将其理解为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加剧所造成的转型的结果，那么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调整当中，有可能造成此种转变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按照杜美尼尔和列维、大卫·哈维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新自由主义变革在本质上是一个为恢复利润率而重建阶级权力的过程，其核心内容之一是打击在“黄金年代”的阶级妥协中成长起来的工会力量和工人政党。以美国为例，“2010年，美国雇佣工人当中只有1470万人是工会成员，占全体劳动力的11.9%，这比1983年的1770万人和20.1%要少多了。而在私人部门，只有6.9%的工人是工会成员”。在地理上，“投资赋税的减免有效帮助资本从具有工会组织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向未形成工会且不受管制的南部和西部地区转移”。其结果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显著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劳动生产率一路走高，但实际工资基本上陷于停滞，甚至偶有下降，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然而，工人政治力量显著衰落的外在表现反而是劳动过程的自主化、灵活化，以及工人的“主体性”在劳动过程中的凸显。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危机期间工资对利润的挤压效应，让资产阶级感到阶级妥协的成本已经无法承受。资产阶级若要瓦解工会的组织基础、在财富分配中重新取得优势，就必须将劳动过程改造成更灵活、更有韧性的形式，将社会控制的成本从资本身上转嫁到劳动者身上。

如高兹所说，工人原先在生产线上进行的、貌似充满物化色彩的简单重复劳动，实际上是工人运动在长期斗争中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就：“工人只需要为公司完成清晰地指派下来的工作，还是在设定好的时间内、细化好了的条款和条件之下……这种工作不需要他们的主体性的参与，或者最多只是偶尔需要它。”劳动内容的此种确定性，意味着工人有限的“劳动主体性”同工人在劳动时间之外的“政治主体性”之间存在着明晰的边界，前者受到后者的严密制约：“作为主体，他们对于自身群体的归属感——属于他们的工会、他们的阶级——比他们对于公司的归属感更强……他们保留了一大部分能量给他们自己，这部分能量实际上从生产的工具化当中退出来了——也就是从剥削中退出来了。他们只是在一个被集体行动、协商和劳动法所限定的领域内，才有条件地接受异化。”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会同资本之间的“集体谈判”制度逐渐弱化，工人不再能够同资本商定劳动内容与劳动报酬之间的确定尺度。工会组织的涣散、工人参与工会程度的显著下降，也让原先用来限制工人内部竞争的各种制度设计相继失效。这使得工人的劳动报酬实际上进入市场定价的状态，“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命题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成为现实。在实际工资停滞的大环境下，分裂成诸个体的工人不得不卷入无止境的内部竞争当中，尽可能多和好地完成不确定的劳动任务。工人的生存机会和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都变成了“只有通过无限地改进自己的工作表现才能挣得的”。正是此种境况，迫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得不成为自我驱动、独立负责的主体。如法国思想家弗雷德里克•洛尔顿所说：“新自由主义企业不会像福特制生产一样，列出一张明确规定好了的行动清单让工人去完成；它反而着手去塑造能驱动这些行动的欲望和性格……这开启了一片相当可观的、在理想中是无限的可折价行动的空间。”

“主体性过剩”的现象同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衰落之间的此种内在联系，提醒我们重新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工人阶级发展的辩证叙事。劳动者的主体性在劳动过程中的发展，并不直接等同于劳动者的解放潜力的增强；相反，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的身份的强化，反而有可能伴随着其作为“政治主体”的另一重身份的削弱。正是因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之外无法成为主体，无法就劳动过程问题同资本达成一种确定的妥协，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之内才不得不尽可能地“成为主体”。因此，劳动者的此种“主体化”不仅没有削弱资本的权力，反而让雇佣关系对劳动者的统治超出了固定的劳动时间、劳动场所和劳动内容，占领了原先被劳动者的集体政治行动隔绝在其辖区之外的各个领域，如身份认同、情感倾向、意义建构、交往关系等，将劳动者的主体性要素全面转化成了资本所占有的生产力的一部分。

当代劳动者“主体性过剩”的前提，是劳动者的主体性已经成为劳动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环节。关于这一状况的成因，意大利自治主义者的“非物质劳动”理论给了我们初步的提示。例如，拉扎拉托认为：“设计和制造产品时是以一定的消费群体为目标的。消费者不再只限于消费商品，在消费行为中毁灭它们。正相反的是，他或她的消费同必要条件和新产品相一致，应该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当代生产活动的日益非物质化，实际上意味着服务于消费环节的劳动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些劳动尽管不生产价值，但生产“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就是生产资本同潜在消费者之间的交往关系、生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欲望。正是服务于这些目的的劳动，才需要以人的知识、话语、情感、符号、交往关系等为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因而高度要求劳动者的主体性的参与。

服务于消费环节的劳动在生产活动整体当中地位的上升，其进一步的前提是资本过剩这一矛盾的加剧；正是这种过剩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并且至今未能消除。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左翼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巴兰和斯威齐已经指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过剩，会让庞大的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找不到吸收的渠道，这就需要通过大量的“销售努力”（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广告）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以维持现有产能的利用率、投资率和利润水平。进一步，“销售努力……日益侵入了工厂和车间，指示它们根据销售部及其在广告业中的谘议和顾问定下的标准来生产什么”。可见，在垄断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条件下，即使是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其中亦融合了大量关于销售的考虑。这使得劳动者的主体性因素嵌入生产过程的几乎每一个环节，为主体性的过剩提供了土壤。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垄断资本迫于积累过剩的压力，将自身的制造业环节模块化分包给多级供应商，形成了一张能够灵活调整、快速创新的“即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网络，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按需生产”。这在增加生产组织灵活性的同时，也进一步迫使劳动者成为自行决策、自主创新的主体，甚至将自身代入“资本”的角色。

劳动过程的主体化和认知化，意味着资本积累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世纪到“福特制”时期的工业资本主义中，固定资本积累主要表现为机器设备的积累；相应地，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主要表现为被机器驱动的客体，而非有能力设计和调整劳动过程的主体。然而，如“认知资本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富玛加利（Fumagalli）所主张的，当代的“固定资本”不只表现为“死的”机器设备，也表现为各种新的产业知识以劳动者的身体和头脑为载体而实现的初步积累，以及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协作关系和共同话语等。这使得劳动者本身成为“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同一体，劳动者的主体性的特定形式成为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马克思的话说，“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但是，这种变化并不像认知资本主义学派所以为的一样，带来了工人解放潜力的增强，也不意味着工人可以像“固定资本”一样分享资本的部分利润，按照“固定资本”的定价方式来取得劳动报酬。恰恰相反，这只是意味着资本可以按照劳动力的定价方式来支付固定资本的价格，而劳动力的价格，由于不平等的阶级权力的重建，是被系统性地压制在价值以下的。换言之，“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在劳动力身体上的同一，让资本能够将一部分固定资本成本转嫁为劳动力的无偿过量劳动，以劳动力的“主体性过剩”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宏观上，这有助于降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从而暂时缓解积累过剩所带来的停滞趋势。进而言之，作为“固定资本”的劳动力与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资本不同，它的“使用价值”并不是一经产出就固定下来的。劳动力可以在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从事额外的学习活动（它当然也是一种“再生产”性质的劳动），从而不断地改变和提升自身的“使用价值”，而这部分劳动是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样，资本就将固定资本的更替和再生产费用转嫁给了劳动者，同时也将“劳动力再生产”的领域变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场地，从而强化了劳动者作为“资本－主体”的自身认同，让“主体性过剩”的现象扩散到劳动时间之外。

当代劳动者同时作为“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双重属性，为上文提及的“自我剥削”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一方面，劳动者是抽象的劳动时间的提供者、价值的创造者和剥削的对象；另一方面，固定资本尽管不创造价值，但能够提高劳动强度和剥削程度，从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然而，当代语境下的“固定资本”正是劳动者本身，是通过劳动者对自身主体性的再生产活动而积累起来的。于是，劳动者谋求自身“人力资本”增殖的过剩努力，反而成为提高自身被剥削程度的引擎。它让资本无偿占有了更多的劳动成果，让“劳动强化”的处境通过劳动者本身的行动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推动当代劳动过程主体化的因素，除产能过剩的趋势之外还有金融化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的过剩导致大量资本在实体部门找不到投资机会。这就让金融活动的高额利润（无论是金融机构的活动，还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对资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随着8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的放宽和金融管制的解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间掀起了一股金融化的潮流。在今天看来，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不仅仅导致了“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的膨胀，也对实体经济的部门结构、产品形态和劳动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培育了一个生产“知识产品”、占有“知识资产”的科技产业部门。当代劳动过程的认知化、主体化以及“劳动强化”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部门的兴起所造成的。

按照当代“认知资本主义”学派的观点，“知识产品”或“知识资产”同传统意义上的有形产品或资产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资产的再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接近于零，其价值难以像有形资产一样，按照过去的成本来规定。而且知识资产的先期研发投资巨大，而后续收益往往不确定。知识资产的这些特征，为金融投机行为的介入提供了便利：金融资本能够按照“虚拟资本”的估值方式，将知识资产的价格界定为其未来一段时间内预期收益的折现，再以此为基础募集大量资金，为科技企业支付先期研发投资。这样，即使在资本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的大背景下，金融资本也能以知识资产为基础，塑造快速膨胀的金融资产泡沫，从而暂时维持经济增长；而知识产业所具有的“零边际成本”“网络正外部性”等特性，使其估值有可能在短期内快速且无止境地上涨，从而满足金融资本短期套利的要求。在金融资本同知识产业之间的这一紧密的联动机制中，科技企业往往处在利润不稳定甚至无利润的状态，被迫尽可能地压低人力成本；而企业中的认知劳动者也不得不追随金融资本的步调，尽可能快速地“生产”出模式创新或规模增长，以便维持估值、套取融资，或者形成垄断、实现盈利。认知劳动同“股东价值”立场之间的此种高度重合关系，让当代科技产业中的劳动者格外容易把自身代入“资本”的角色中，将资本主义通过维持虚拟资产价格来延续寿命的压力承担在自己身上。

金融化趋势同“主体性过剩”现象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在“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这一过程中。通过将劳动力的再生产活动（如居住、教育、医疗、养老等）打包成各种金融产品，金融机构能够为资本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创造巨大的金融利润，甚至在利润率下降的大趋势下，通过金融资产泡沫拉动实体投资。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各种基本社会保障的价格大幅提高，并被转嫁给劳动者。原先作为公共资源的领域变成了社会竞争的场地，从而导向了“劳动强化”的加剧。

例如，哈维曾经通过“阶级－垄断租金”的概念，系统性地说明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中是如何发生的。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下，“金融机构和政府试图通过城市化进程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如果要达到这一目标，那么新的消费方式、新的社会欲望和需要就必须被生产出来”。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需要被划分为多种区域和等级，从而建立起收取“阶级－垄断租金”的条件。同时，“一种让阶级－垄断租金能够得到实现的次级市场结构提供了必要的激励，让做这些事情有利可图”。这主要表现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低利率政策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流通，为房地产作为一种金融投机品的价格上涨提供了刺激，从而拉动了相应的建设投资，也为劳动者形成“投资主体”的自我认同创造了条件。然而，在这一过程的另一面，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扩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劳动者队伍的进一步分化。后入场的劳动者为了免于“阶层跌落”，或者仅仅为了满足自身再生产的需要，即使面对天价房产亦往往设法买入，因而不得不投入更激烈的劳动竞争当中，甚至因高额负债而陷入“自我规训”。相似的现象也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中。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通过金融化来转移自身矛盾的过程，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产生了同样激烈的效应，它们反过来构成了劳动过程内部“主体性过剩”的主要动力之一。

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趋势，不仅重塑了劳动过程，也重塑了当代劳动力市场的环境。如前所述，当代劳动者的“主体性过剩”，往往是以劳动力的高度商品化为条件的；而金融化趋势推动的劳动市场重组，正是造成这种商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股东价值原则的驱动下，垄断资本为了在短期内拉高自身股价，往往选择大量解除劳动关系，或者将正式的劳动关系转换为“劳务外包”等非正式的劳动关系，从而暂时降低人力成本。其结果是，整个劳动领域分化为“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两个部分，前者往往享有稳定的劳动关系、较高的收入和较有成就感的劳动内容，而后者则长期处在不稳定（precarious）的、具有极高弹性和流动性的劳动关系中。劳动市场的这种分化，无疑加剧了劳动者的内部竞争、压低了总体工资水平，迫使劳动者用自身的生计承担了一部分原先由资本承担的风险。但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它却往往被包装为“人力资本”概念的现实表现，是劳动者能够“成为自己”“自由地自我实现”的证明。这两方面作用的叠加，共同构成了当代劳动者的“主体性过剩”的市场条件。

当代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本质上源于资本无止境地提高生产力的要求同狭隘的雇佣劳动关系之间的矛盾。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但是，资本逻辑的此种内在矛盾的激化，并没有像预期中一样，产生出联合抵抗的“阶级意识”；它反而强化了“主体性过剩”的趋势，让各阶层的劳动者更热切地投入雇佣劳动之中、更牢固地被束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麦戈文（Patrick McGovern）等学者用“市场规训”（market discipline）一词来指称这一现象：劳动力充分市场化或商品化的客观条件，有可能反过来让劳动者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劳动处境，因为劳动者现在比从前更恐惧失去劳动机会和生活来源。同时，工人群体的内部分化，也让资本在这种分化的两端都能顺利地构造出“过剩”的劳动主体性。我们知道，“黄金年代”公共教育投资的膨胀，导致高素质劳动力供过于求，在这一层次上重建了“产业后备军”。于是，在分化了的劳动市场上，一边是供给过剩但不愿接受“阶层跌落”的高素质劳动者，一边是朝不保夕的不稳定劳动者，两者都不得不更加热切地投入劳动竞争中，尽管两边的理由不同。此外，阶级权力的重建在“资本回报率”同“劳动回报率”之间造成了巨大的落差，这也驱使劳动者在劳动场所内外寻觅一切机会，试图从已经变得相当稀缺的剩余价值分配权（金融资产、股权或晋升等）中攫取一部分。这些因素都让劳动者加深了对自身作为“资本”的角色的认同，彼此争夺“资源”、竞争“卖相”，在雇佣关系的各个层次上导致了“主体性过剩”的加剧。

对当代劳动市场环境的探讨，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奇特的结论：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激化，往往并不会直接导向资本逻辑的崩溃，或者对资本的反抗。恰恰相反，当代资本主义有能力以过剩的劳动主体性为中介，将自身激化了的矛盾转化为自身的权力。在当代劳动市场中，阶层不平等的扩大和劳动条件的恶化，较少地导向了联合抵抗，反而更多地导向了实现“阶层跃升”的暴富欲，以及对于失去自身目前地位的恐惧，也就是导向了劳动者内部的分化对立。同时，当代文化工业还将此种社会撕裂所产生的焦虑感打包成各种文化产品，在用它们来俘获注意力、促进商品流通之余，不断地“询唤”出服从乃至认同此种社会秩序的主体。这种转化机制剥夺了广大劳动者对于一种替代性秩序的想象，通过多种途径将过剩的劳动主体性再生产出来。

（五）国际分工体系的扩展与深化

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变化，无不深刻地内嵌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当中，尤其是内嵌于由美国这一单一的超级大国所主导的特定霸权秩序当中。可以说，脱离了美国在军事、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垄断性霸权，以及此种霸权笼罩下的国际产业分工，我们就不可能现实地设想当代资本主义的任何一种调整措施，无论是新自由主义、金融化还是劳动过程的“主体化”。因此，有必要将当代劳动过程的变化置于不平衡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当中，考察这一格局如何左右了过剩的劳动主体性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域之间的分配。

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迫使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对其制造业环节进行分包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大量中低端产业流向了东亚和拉美国家，利用那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重建利润率，并将廉价的产品输入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与此同时，这些跨国资本的母公司仍然位于发达国家本土，掌握着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等核心环节，即掌握着主要的“知识资产”“核心工人”和“认知劳动”，凭借知识产权法规和品牌溢价等方式从外围国家那里收取“垄断租金”。在这一模式中，美国凭借其货币霸权，用美元换取东亚国家的廉价工业品，在东亚国家形成了巨大的美元外汇储备；东亚国家用这些美元投资美国国债，相当于为美国提供廉价融资，为美国金融资产价格的膨胀和信贷消费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上述国际产业分工中，发达国家的工人由于制造业的外流，不得不同全世界的工人一起竞争，被动地汇入蔓延全球的“劳动强化”大潮之中。而对外围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一方面“血汗工厂”等生产组织形式得到了局部复活；另一方面其所创造的财富被发达国家以垄断租金、货币霸权等形式低价掠夺，使得这些国家形成了更为严重的劳动竞争。从全局来看，可以说是发达国家向外围国家和新兴国家“输出”的、较高程度的劳动强化，支撑着发达国家自身内部较低程度的劳动强化。此外，资本的全球流动在各个国家、区域和种族之间造成的恶性竞争关系，引发了各种基于身份政治议题的分裂和冲突，这使得全世界劳动者难以联合在“无产阶级”这同一个身份之下，让劳动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缓和更加显得遥遥无期。

在上文中，我们将当代劳动过程的特征界定为劳动者的“主体性过剩”，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滞胀”危机以来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悬而未决的资本过剩问题。如有学者指出的：“与剩余价值率的增长相伴随的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作为全球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自1970年代危机以来一直像幽灵一般时隐时现。”资本迫于其本性，难以用过剩的产能来普惠大众，从而节约和减轻劳动。相反，在以利润和股价为目的的资本活动中，过剩产能反而成为进一步投资的阻碍，这迫使资本将自身的生存压力转化为劳动者的生存压力，进而导致了劳动竞争的进一步强化。

我们知道，对于20世纪初相似的资本过剩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用两次世界大战来解决的。战后重建对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又为“黄金年代”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力量的扩散，使得人类已经不可能承受用另一场全球战争来消灭剩余资本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更多地表现为对资本过剩问题的一系列暂时的修复活动：“回顾最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全球化、金融化、互联网技术革命、资产泡沫乃至过度消费，都是使资本积累基本矛盾获得暂时‘修复’的手段。”正是这些变化，为当代的“主体性过剩”现象提供了制度条件。可以说，在当代经济活动内部，存在着一个由过剩资本构成的“停滞黑洞”。资本必须以极快的速度改变自身的形态，加速催生各种创新，迅速吞噬每一种重建利润的可能，才能达到这一“停滞黑洞”的“逃逸速度”，而不至于被它彻底吞没。当这种无处不在的“加速强制”过程将自身的要求嵌入劳动者的主体性内部、将特定的主体性形式作为自身再生产的条件时，“主体性过剩”的最宏观的现实基础也就建立起来了。然而，如贝拉密·福斯特等所说，这些修复机制“并不能克服停滞的问题，最多只能推迟这个问题，同时堆积更多的矛盾，为将来更大的危机创造条件”。它们往往将资本过剩的矛盾转化为投机过剩和债务过剩的矛盾，其结果是反而增强了“停滞黑洞”的引力，迫使劳动主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资本延续自身寿命的代价。

于是，在当代劳动过程中，“过剩”的劳动不再表现为实现个人和社会富足的合理途径，反而让劳动呈现为一种无意义的荒诞耗费。在资本逻辑所塑造的既有全球秩序中，劳动者的生存窘境即便能暂时地、局部地得到缓解，也不可能长期地、全面地得到解决。这一困境的真正克服，唯有寄望于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所引领的“新文明类型”的传播，以及一种具有“命运共同体”性质的新的全球协作模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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